在法、利、欲三者兼容时，如合法婚姻则属于法、利、欲三全其美，则值得赞美。

战争作为一种极端对抗手段，应当由国家正规军队组织实施，打击目标为敌方军事人员和军事设施，目的是迫使敌方服从己方意志。事实上，与恐怖袭击活动较难区分的不是一般暴力犯罪，而是那种暴力犯罪的升级版——高烈度极端型暴力犯罪。

此案犯罪分子靳如超在接受法庭审判时明确表示，其犯罪意图是想报复那些曾经对不起他的人。显然，极端型、灾难型暴力犯罪处在敌我矛盾边缘上，如果将其归入恐怖主义活动，进而动用军事处理手段，则可能造成打击面的扩大化，进而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将此类人群彻底推向人民和政府的对立面。实际防范、调查工作中，执法部门很难清晰区分谁是恐怖分子(terrorist)，谁是极端分子(extremist)。而一般刑事犯罪活动，如爆炸、杀人、放火、抢劫等，虽然同样使用暴力手段，但犯罪嫌疑人与犯罪对象多有利害关系，是为了攫取钱财或实施报复。依恐怖主义者而言，遭受袭击和灾难的没有无辜者，因为在民主政治下，任何政权都是经由广大选民选举产生的。

其实施的小型袭击表现为严重刑事犯罪的特征，其实施的大规模袭击则无异于战争形态。[7][美]布丽奇特·L·娜克丝：《反恐原理》，陈庆、郭刚毅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页。《权利本位论——兼与封曰贤同志商榷》，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1期。

[[23]] 张文显：《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载《清华法学》2017年第4期。孙笑侠：《权利本位说的基点、方法与理念——兼评法本位论战三方观点与方法》，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4期。姜小川：《清末司法改革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影响与启示》，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7期。西方近代以来的法治至今已三百年，在其渐趋成熟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司法民粹思潮、司法专制主义在不断冲击着既存司法体制，同性恋、安乐死、大规模移民、环境污染、恐怖主义、能源与资源的短缺、国际机构与跨国公司宪治化、贸易信息物流人流全球化下的主权与人权、基因技术、克隆技术、转基因工程、云大物移智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等问题在当下纷纷涌现，前所未有地形成了对传统法学理论、法治体系与法治机制的冲击，人类已有的法治原则、法治体系、法治机制如何应对，应是法制现代化研究中全新的课题。

《欧洲人文主义法学的方法论与知识谱系》，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1期。来源：《法学》2018年第6期 进入 李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法理学 。

龙宗智：《庭审实质化的路径和方法》，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5期。在当今纷繁多样的中国法理学研究方法中，我们会发现非实证主义的方法是占据主流的。在法的诸环节上，前者关注的主要是立法环节（包括法官适用法律时的解释），后者关注的主要是法律适用环节（包括对立法者的意图、目的等问题的探讨）。德治与法治关系上的创新。

一般来说，民法学、刑法学等部门法学是为各自的研究主体独占的，一位非长期研习这些领域法律规范的学者一般很难成其为本领域的专家。公丕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时代进程》，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5期。《法律职业化与司法现代化关系的若干理论问题》，载《法学论坛》2005年第2期。[[21]] 比如陈佑武、李步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论纲》，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5期。

1988年第3期发表了4篇，分别是张文显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思考》，沈国明的《关于权利的几点思考》，张宗厚的《权利本位对于宪法学研究的意义》，葛洪义的《论法律权利的本质》。[[3]] 那么，法理学是什么？不可否认，法理学的内涵深度和外延宽度在不同法理学家的理解中会有差异，坚守不同哲学立场的学者研究法理学之结论也必然会大相径庭。

[[12]] 张文显：《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法理学》，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1期。从法律体系、法律关系的一般理论看，法学理论（特别是部门法学）以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为核心研究范畴可谓是常识，但此次学术高峰的历史意义恰恰在于回归常识，在僵化教条已冰冻三尺、已不知常识为何物的当时中国，回归常识是需要卓越的理论勇气与智慧的。

法源自道德？源自人类理性？源自社会契约？法的渊源仅仅是国家制定法？法的效力和发挥作用的依据是什么？人们为什么遵守法律？过去40年法理学界对此类种种形而上的法理问题的探讨与思考，构成了中国法理学蹒跚前行、摸索爬升的层层阶梯。李林：《人权的普遍性与相对性：一种国际的视角》，载《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1期。[[17]]在理论界，人权和公民权利的研究出现了四波高峰：第一波出现在改革开放伊始阶段，与思想瞬间喷薄解放并行，出现了大量探讨人性、人道主义、人权的文章。民间法研究热潮自上世纪90年代涌现至今不衰。法学界往往自比经济学界而感望尘莫及，殊不知经济学界的40年之功也主要体现在破的向度上，在立的向度上中国经济学界可以载入世界经济思想史的学说与思想也基本是没有的。中国法治发展是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我们发现，实证主义法学派其实也是一个学派林立的大筐，注释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功利主义法学派、分析法学派、纯粹法学派、社会法学派、自由法学派、利益法学派、现实主义法学派、经济分析法学派都可以归于其名下，而事实上许多子学派与自然法学派、价值论法学派都或多或少存在知识的共享。在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讨论中，进一步衍生出了何者为本位的问题。

侯猛：《当代中国政法体制的形成及意义》，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石伟：《论中国法理学的实践转向——三十余年法理学学术史考察》，载《现代法学》2012年第4期。

朱景文：《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法制发展》，载《法学家》2007年第1期。法教义学是以对现行法秩序合理性的确信为工作前提的，而社科法学不仅不一定非要以之为工作前提，甚至可以是以质疑、批判现行法秩序为出发点的。

法理学者关注法教义学，仍然是徐爱国期冀的在天上的关注，关注的是一般的法教义学思想与思潮，而非一国具体的某一法律部门的教义学。杜宴林：《司法公正与同理心正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李晟：《实践视角下的社科法学：以法教义学为对照》，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田成有、李懿雄：《乡土社会民间法与基层法官解决纠纷的策略》，载《现代法学》2002年第1期。

现代法的精神建设是法制现代化法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法的精神一定是时代精神的反映。黄爱教：《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世界人权发展的机遇、障碍与基因》，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年第4期。

王若磊：《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周永坤：《德法并举析评——基于概念史的知识社会学视角》，载《法学》2017年第9期。

此特点的形成与中国法治与法学乃后起者、法治任务与法学命题共时叠加、世界范围内法治进程与法学思想大调整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高奇琦：《论人工智能对未来法律的多方位挑战》，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邱本、康宇杰：《类、人类与人权的起源和基础》，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4年第3期。（一）法的概念与本质之争鸣开启中国法理学独立历程 法是什么？这是一个常思常新的问题，可以说一切属于法本体论问题——比如法的定义、法的渊源、法的效力、法的作用——的研究均是从此问题出发而最后又归结于此问题本身的，此问题可谓是法理学的元问题。《法律规范冲突的逻辑性质》，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沈德咏、曹士兵、施新州：《国家治理视野下的中国司法权构建》，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每每遇到重大社会变迁或出现前所未有的法律难题，上述争论就会凸显起来。上述围绕法的本质的争论事实上均没有超出是和应当哲学关系范畴之论域，也就是说没有超出哲学上实证论与价值论的永恒对垒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之上，种种法学研究方法被纳入了中国法理学的版图之中。主张民法、刑法等部门法学首先是法教义学是没有错的，但法理学界关注法教义学，就意味着法理学把自己降低到法律教义学的层次，玷污了我们内心神圣而向往的法理学。

宋旭光：《面对社科法学挑战的法教义学——西方经验与中国问题》，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6期。方法上的开放性，是后发的中国法理学能够独立成学、能够达致学术包容、能够向国际学术界看齐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能够基于中国立场、面向中国问题实现创新的必要前提。